初冬的南京，寒风萧瑟，留下遍地落叶，万物沉默。

　　2018年12月4日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老人，离开的第14个年头。雨花功德园内，李秀英76岁的女儿陆玲和志愿者们一大早就来到这里祭奠老人。一直帮助李秀英和她女儿的爱心志愿者徐秋桦说：“很多人都没有忘记这位勇敢的老人。”

　　陆玲在南京雨花功德园祭拜母亲

　　4年前，老人的墓旁，立起了她的一座半身铜像。从此，陆玲对母亲的思念更多了一份寄托。“几乎一夜没睡着，一直梦到我妈跟我说话。她跟我说，人要往前看。”陆玲双手颤抖，小心翼翼擦拭着铜像上的灰尘，陆续摆上精心准备的祭品，“她喜欢嗑瓜子，水果也爱吃，我都带了，还特意选了向日葵摆在旁边。”

　　肃穆的功德园里，一抹亮黄色让人心头一暖。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让我们通过陆玲与母亲李秀英的故事，一起怀念那些被战争改变命运的人们与家庭，让那段不容忘记的历史记忆延续，并传承下去。

　　母亲的格子外套

　　出富贵山隧道不远，就是岗子村63号，陆玲就住在这里。独居，简出。

　　不到60平方米、旧式格局的老房子里，来了四五个人便显局促。陆玲穿着一件蓝紫相间的外套，精神奕奕。

　　爱心志愿者徐秋桦这些年一直默默关心着老人

　　“我2004年搬到这里，可惜的是妈妈没能来住，”陆玲讲着一口地道的南京话，热情招呼着大家，“如果我妈在，看到你们来她也会像我一样这么开心。”

　　屋子里并没有精致的摆件和考究的陈设，最醒目的是客厅靠墙的柜子上放着李秀英老人和丈夫的遗像，一炷香安静地燃着。

　　陆玲一直精心保存着母亲去世前最喜欢的衣服，那是一件两面都可以穿的外套，黑白粗呢格子，当初虽只花了不到100块钱，却让母亲欢喜了好几年，“她最后一次穿是2004年的春天，后来摔伤了住到医院，冬天就走了。”陆玲哽咽地说，母亲最后一次穿过这件外套，她就再没有洗过，连母亲用过的手帕都仍然收在外套的口袋里。

　　再次从衣柜里拿出这件衣服，陆玲忍不出凑上去闻了闻，虽已有淡淡的霉味，“但还能闻到我妈的味道”，趁着把外套挂进衣橱的瞬间，陆玲转身迅速抹了抹眼睛。

　　还能闻到母亲的味道

　　不愿出门的母亲

　　“小时候记得我妈几乎不出门，”陆玲说母亲性格开朗，喜欢读书看报，但就是不愿出门，哪怕是走到巷口买些油盐酱醋，也都是交给陆玲或者陆玲的大姐，“那时她的脸像个大盘子，很肿很大，脸上的刀伤非常明显。”

　　后来有日本人质疑李秀英脸上的刀伤只是褶皱而已，“我妈喊日本人走到跟前来看，”一条条白色的刀伤印就藏在李秀英的脸颊里，“有18道伤”。

　　童年时，陆玲会好奇地摸摸母亲脸上的刀伤，母亲会说“是日本人刺的”。“当年太小了对妈妈的讲述没有太大的感觉。”陆玲说。

　　相比脸上的刀伤，母亲腿上大大小小的疤痕让陆玲印象更深，“小，不懂事。就觉得这些疤痕软软的，很好玩，”陆玲回忆，母亲穿着短裤给他们洗澡时，孩子们会趁机摸摸母亲腿上的“疤疤”。

　　后来陆玲才知道，母亲身上那些“软软的”伤疤，是因为受伤后没有缝针，表皮一直没长好所致。

　　1937年12月，李秀英在南京五台山小学安全区地下室与3个日本兵搏斗后，被残忍刺了37刀，其中一刀捅死了肚里近7个月的男性胎儿。母亲被外公送到鼓楼医院时面目全非、奄奄一息。

　　“当时她的眼皮是翻上去的，眼睛看不见了，脸上有三刀戳在一起，兔子嘴巴是三瓣嘴，她当时是五瓣嘴都不止，而且上颚也坏了。”陆玲噘着嘴，用两只手捏着嘴唇向记者比画着。

　　资料图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身受重伤的李秀英

　　当时鼓楼医院外科大夫威尔逊细心地将李秀英的脸用针线复原，而下肢18处刀伤则用纱布进行了包扎。陆玲和家里人后来分析，估计威尔逊医生没有想到母亲能活下来，帮她把脸缝好应该是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

　　脸上留下的刀伤，让李秀英不敢出门，怕被人认为是个疯女人；腿上的刀疤，又让她从来不敢穿裙子，李秀英后来还患上了严重的贫血。“手指关节都不能伸、不能弯。”陆玲记得母亲年轻时牙齿就没了，吃饭时饭粒经常从鼻腔里喷出。

　　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的美国传教士马吉，用16毫米摄像机拍下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半个多世纪后，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公之于众，震惊世界，重伤的李秀英也出现在画面里，“我妈说马吉当时跟她讲你好好休养，将来你会是个很好的历史见证人。”

　　2002年10月2日上午，约翰马吉先生的儿子大卫马吉先生将记录了侵华日军暴行的16毫米摄影机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李秀英与该台摄影机合影。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吴俊摄

　　陆玲说，当时抗战还没胜利，母亲不愿出门也是怕万一有什么意外，就不能亲口说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她一辈子都记得马吉的这句话，老是跟我们说，历史留了我这样一个活口”。

　　母亲的自责

　　真正意识到母亲在南京大屠杀时期遭的罪，还要等到陆玲上小学的时候。1951年，害羞的陆玲拽着母亲的衣角，跟着她去铁道医学院(现中大医院)作报告。

　　1951年3月8日新华日报第6版登载了李秀英和她六个孩子的合影，标题是《英勇不屈的母亲》。左数第一是李秀英，第四个是陆玲

　　“当年是马车来接的我们，车厢里的人面对面坐，前面还有人在赶马，”陆玲说，这是母亲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述南京大屠杀。

　　坐在台下的小女孩陆玲好像第一次认识眼前的母亲，母亲讲着讲着就痛哭流涕，压抑多年的情感与委屈在众人面前爆发，台下的听众也是哭成一片。

　　实际上当时母亲作报告穿的衣服都是向邻居借的。那时李秀英家过得非常清苦，“但妈妈会过日子，”陆玲说，烧柴做饭前，母亲都要检查一下豆秆上有没有剩余的豆子可以吃。“像芹菜的老根子，一般人会扔了，但是我妈就会留下来把它剁剁碎，再做别的菜。”母亲几乎不吃鸡蛋和肉，省下给孩子们，而自己总是在锅里“刮东西吃”。

　　“我妈一共生了9个孩子，”陆玲皱着眉头，“家里只有我爸一个人工作，打两份工，等于他一个人养活了一家11口人，”陆玲说，父亲从来没有什么埋怨，“我妈在战争中毁容，我爸没有嫌弃，反而更心疼我妈。”

　　1987年，父亲离世前把母亲托付给了陆玲，“他一直念叨我妈这辈子吃了太多的苦，他省吃俭用给我妈留了500块钱。当时的500块钱，相当于10个月的工资”。

　　母亲一辈子要强，只有在提到父亲时，母亲才会有一丝黯然与自责，陆玲叹了一口气：“她总是说自己的身体拖累了父亲”。

　　听母亲讲自己的故事

　　李秀英虽然不能出去工作，不过会在家纳鞋底贴补家用，她会叫上几个子女一起来帮她，为了防止他们打瞌睡，李秀英除了会讲点侦探故事，还会诉说自己在安全区中的事情。

　　李秀英女儿陆玲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 邵丹 摄

　　陆玲至今也想不通，为什么从小那么喜欢听母亲讲自己的故事，但她能感受到母亲讲述时很伤感，也很动情。

　　母亲说当年她躲在安全区的地下室，里面有很多妇女，每天都有一个老头下来送点饭，还会告诉她们外面的情况，嘱咐她们千万别乱跑，说日本人在十字路口架起了机枪，看见人多就扫射，看见人少就用刺刀戳。

　　“12月12日夜里，我妈妈听见外面有轰隆隆的打枪打炮声，”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12月13日白天，外面突然安静了下来，“妈妈就透过地下室的气窗，向外面望，看见外面已经飘起了日本国旗……”

　　陆玲印象中，母亲讲得最多的就是不能做亡国奴，“亡国奴就像鸡笼里面的鸡一样，被人随意欺负。”出生于山东大户人家的李秀英从小念过私塾，背过四书五经和女儿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她一直认为要对国家忠、对父母孝，”陆玲说，母亲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你们要有才有能，能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是最好的，但如果不能精忠报国，我希望你们能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不要贪”。

　　“鬼子来了！”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陆玲常常会被母亲夜里的叫喊惊醒，她赶紧叫醒母亲，“妈，你做噩梦啦，哪里还有鬼子啊！”李秀英惊恐地睁开眼，说梦见鬼子进入南京城了，再看看四周，“最后她自己也笑了”。

　　李秀英的床头总有把手电筒。最初陆玲帮母亲收拾床铺的时候，没当回事，后来她发现刚把手电筒放回抽屉，或者拿走，转头又被母亲拿了回来；如果枕头边没有手电筒，她能够得着的墙角必然会放一根棍子。

　　“我以为电筒是起夜用的，后来问我妈才知道不是，”陆玲说，手电筒和棍子都是母亲防身用的“武器”。“我妈说手电筒有两个好处，一个是给人看上去不像是武器，如果有人侵犯你可以拿电筒照他眼睛，还可以当成榔头来防身。”

　　“我妈的指甲像獠爪一样，”陆玲说，母亲总是把自己的指甲剪得尖尖的，“她觉得指甲也是一种武器，不行我就抓你一把。”陆玲已经记不清多少次给母亲洗澡时，被她尖尖的指甲划疼、划伤。

　　梦魇与防卫心理终身伴随着李秀英。

　　母亲是英雄

　　“就是要让他们赔，哪怕赔一分钱！”上世纪90年代，有人听说李秀英要到日本去诉讼，就缠着她问：老太太，你到日本去他们能赔你多少钱？

　　“我妈说，哪怕赔我一分钱也可以，就是要日本承认他们的罪行。一定要有个说法！人打伤了起码说声对不起，他们对我这么大的人身伤害，不赔偿就是不承认事实。”陆玲回忆道。

　　战争中，作为平民的母亲与侵略者搏斗身受重伤；战争后，母亲又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奔走宣传，并以战争受害者的身份，勇敢地站出来与日本政府打官司，母亲的一言一行让陆玲非常佩服，在她的眼中，母亲是一位英雄。

　　1997年2月，日本方面希望李秀英能够赴日当庭作证。当时已经78岁的李秀英没有犹豫，第二次踏上了日本国土。陆玲陪着她一同前往。

　　飞机降落日本成田机场后，其他旅客顺利通关，只有陆玲和母亲傻傻地站在关外。“我们不会讲日本话，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她们把身上所有证明材料拿了出来，机场工作人员似乎听说过李秀英，没有为难，拿出了一张印着违禁品的卡片，母女两人赶紧摆摆手，“最后我们就稀里糊涂地出去了。”陆玲回忆道。

　　过了关，她们跟着人群往外走，走着走着，陆玲突然发现远处有人举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李秀英”三个大字。

　　“妈，你看！”陆玲下意识地用手指了指，结果机场的灯突然变得亮堂起来，身边的旅客自觉地让出了前面的路，母女俩就像电影明星走红毯一样往前走去。

　　在机场，李秀英开了第一场记者招待会。不大的房间里坐满了记者，陆玲第一次看到面前的摄像机多到要一层架着一层，机器上都是她不认识的英文，屋里的闪光灯更是闪个不停。

　　陆玲选择了一个可以和母亲对望的位置坐下。来日本前，母女就商量好，接受采访时一定要互相望见——如果母亲激动控制不住情绪，陆玲就皱眉头，“这个时候她会歇一下，端起茶杯喝一口水。”陆玲笑着回忆道。

　　“日本兵我认识，他们帽子有两个耳朵”

　　开庭的那天是1997年2月12日，这是李秀英以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身份，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出庭作证。当天下午1点左右，陆玲和母亲还有律师们在庭外排队，等待入场。

　　“我还记得那个法庭的门牌是103。”即使过去了21年，当年的场景陆玲仍历历在目，她觉得自己的好记性是遗传了母亲。

　　离开庭还有15分钟时，陆玲发觉身旁的日本律师们神情不安，后来才知道律师们怕母亲看见里面穿制服的法警会感到不适，“翻译一个劲地跟我妈妈说，‘李妈妈，里面穿制服的不是日本兵哦。’”

　　“我妈妈说‘日本兵我认识，他们帽子有两个耳朵，还扛着刺刀，穿着大皮鞋’。”这下才让日本律师们放心。

　　庭审的气氛非常紧张，陆玲看见被告方的律师代表们一个个铁着脸，很凶。法庭播放了当年由马吉拍摄的母亲受害视频，还有后来母亲指认现场的画面。

　　播放完毕，法官请母亲再叙述一遍经过，“我妈说一句，翻译就译一句，”讲着讲着，陆玲就听见旁听席传来了呜呜的哭声，陆玲抬头一看，不少日本年轻人正抹着眼泪。

　　陆玲还注意到，最开始一脸严肃，忙着记录的被告方律师团，在母亲的讲述后都停止了记录，一个个低着头坐在那边，法官问他们对发生的事实是否还有异议，他们均表示无异议。

　　“法官说伤害成立，但最终判决还需要等待。”在日本法庭里法官很少与当事人直接对话，但那一次陆玲记得日本法官与母亲对话了10分钟，法官好心地叮嘱母亲保重身体，说这场诉讼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只有保重好身体才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要团结，不要战争！

　　回国后，李秀英在家里焦急地等待诉讼结果，但等来的却是勇敢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日本老兵东史郎败诉的消息。

　　“妈妈一听东史郎的案件输了，感到很失落，心想她自己的官司估计也打不赢了。”陆玲后来打听到，审理母亲案件的法官也宣布辞职了。

　　陆玲觉得，那次赴日当庭作证，让母亲颇感欣慰的是看到了不少日本年轻人的反思与忏悔。

　　“庭审结束后，我大老远就听见两个日本人又喊又哭，”陆玲看见两个块头很大的日本年轻人，哭着爬向母亲，李秀英赶紧上前去搀扶。

　　母亲听完年轻人的道歉，反倒是安慰他们，她说日本人民也不容易，还受到过原子弹的伤害，只要他们记得这段历史就行，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是友好的邻居，大家要团结起来，不要战争！”

　　2001年8月17日，李秀英在南京金陵饭店录完大屠杀证言之后与日本律师合影留念。左起：陆玲、李秀英、大江京子律师、李秀英长子、刘惠明律师、泉泽进律师、南典男律师。照片由刘惠明提供

　　对于日本，李秀英的感情十分复杂，“母亲在日本作过报告之后，有日本的民间团体提出愿意付一笔费用，让我妈安度晚年，她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我妈说，我有国家，有9个儿女，有人管我的生活，不要你们来养我。但是该赔偿我的，一分钱也不能少。”陆玲说，母亲当时的回答让对方非常吃惊。

　　女儿的“惜命”与母亲的遗憾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留意到，在陆玲家略显局促、杂乱的厨房里，一大袋挂在墙角的散装胶囊格外显眼。陆玲有点不好意思地对记者说，她的钱不少是花在保健品上，“家里人都反对，但我就想保命，想要活得长一点。”陆玲用地道的南京口音解释道。

　　在外人看来陆玲如此“惜命”并不能理解，但母亲带着遗憾离世的场景，一直是陆玲心头的结。

　　1998年12月，日本右翼人士松村俊夫写的《南京大屠杀疑问》一书在日本出版。书中公然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提出疑问，说李秀英是假的。

　　资料图 2003年4月10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华报业网视觉中心 宋峤 摄

　　第二年，气愤的李秀英提交侵害名誉权诉讼，案件足足打了6年。2005年1月，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李秀英胜诉。不过就在判决一个月前，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在南京鼓楼医院去世。

　　作为李秀英名誉侵权案律师团中的中方联络人河海大学法学院教授、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刘惠明认为，李秀英案的最终胜诉，实际上开启了日本法庭对日本侵华史实的确认。

　　“像南京大屠杀、细菌战、强制劳工等史实，就可以通过日本法院司法判决的方式把它确认下来，这个意义非常大。”后来日本方面赔付的180万日元，也是刘惠明亲手交到了李秀英子女手上。

　　时间没等一等母亲，“如果知道官司打赢了，她死就瞑目了，”陆玲说，“妈妈是带着终身遗憾走的”。

　　记忆的传承

　　因为长期陪伴在母亲身边，陆玲有时候在家想要找人搭把手，还是习惯性地喊一声“妈”，没人回应，她才意识到母亲其实已经离开14年了。

　　当年那个坐在台下听母亲讲述的小女孩，六十多年后，也走上了台将母亲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她的形象和言行举止跟李秀英老人非常像，”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馆长吴先斌曾在2015年、2017年,带着陆玲两次赴日宣传南京大屠杀史。他记得陆玲演讲时，李秀英的巨幅照片就摆在陆玲的身旁，“不少日本民众甚至感觉眼前就是李秀英老人本人在讲述历史。”

　　“我妈希望我能把她的故事继续讲下去，”陆玲经常会拿着笔写一写母亲的故事，但她说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故事都在我的脑袋里面，要我拿稿子我还不一定拿得出来。”陆玲爽朗地笑道。

　　满脑子的故事，都是陆玲对母亲深深的思念

　　一盏台灯，涂涂改改的稿纸，满脑子的故事，都是陆玲对母亲深深的思念。

　　那场浩劫过去了81年，抢救历史、传承记忆的不只有陆玲，与陆玲相识的梁心流老人从2005年开始，自发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亲历者进行走访调查，13年来，他走访了100多户家庭，最让他伤感的是刚打听到一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了才知道老人已经离世。

　　“我的丈母娘梅寿兰也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她当年目睹一家10口人被杀，全村13间房屋被烧。”梁心流告诉记者，岳母是2014年5月30日过世的，“一个多月前，她还参加了江东门纪念馆的清明祭，但遗憾的是她没有看到第一个国家公祭日的场景”。梁心流说，历史不应被遗忘，像岳母、李秀英这样的老人应该被大家记住，“也许就是我们这些幸存者后代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吧”。

　　2015年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纳入“世界记忆名录”。李秀英的遭遇和证言证词是《南京大屠杀档案》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一天，一个女人的记忆、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个国家的记忆正式成为世界记忆。

　　陆玲希望母亲的记忆不能只停留在档案中，而是一代一代人接力讲下去、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这段悲惨的历史，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交汇点记者 范杰逊 黄欢 交汇点见习记者 胡安静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邵丹摄